齐朝立国只有二十多年。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，一是“永明体”的出现，一是艳体诗的露头。
　　永明是齐武帝年号（４８３—４９３）。当时，围绕着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良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。当代凡稍有才名者，均曾为竟陵藩邸所网罗。其中最著名的，是萧衍、沈约、谢朓、王融、萧琛、范云、任昉、陆倕八人，号为“竟陵八友”。八友中的沈约和另一位同样与萧子良交密的周颙，是声韵学的专家，他们把考辨四声的学问运用到文学创作中，创为四声八病之说；谢朓、王融、范云等人也积极参与这种新诗体的创作，造成了古体诗向格律诗演变的一次关键的转折。《南史·陆厥传》说：
　　吴兴沈约、陈郡谢朓、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，汝南周颙善识声韵。约等为文皆用宫商，将平上去入四声，以此制韵。有平头、上尾、蜂腰、鹤膝；五字之中，音韵悉异，二句之内，角徵不同，不可增减，世呼为“永明体”。
　　大略地说，永明新体诗的声律要求，以五言诗的两句为一基本单位，一句之内，平仄交错，两句之间，平仄对立。其余类推。另外又要求避免平头、上尾等八种声韵上的毛病，即“八病”之说。只是“八病”的规定过于苛细，当时人即不能完全遵守，后来定型的律诗也并不避忌所有“八病”。除了四声八病的讲究，永明体还有一些写作上的习惯。如篇幅的长短，虽无明确规定，但通常在十句左右。由此发展下去，形成律诗的八句为一首的定格。还有，除首尾二联外，中间大都用对仗句，这也成为后来律诗的定式。
　　声律的运用首先是在五言诗的范围内。大致到陈代，五律已经基本成熟，而后唐人将之改进得更为细密并加以定型化。七言诗的律化主要是在唐代完成的。在诗歌走向律化的同时，骈文、辞赋也受到影响，出现讲究平仄、调谐声韵的现象，只是不像诗歌那样严格。由于运用声律以求新变，从总体上说，齐代以后的诗文都更加严整工丽。
　　声律论的提出和运用，直接的原因，是诗歌大多已脱离歌唱，因而需要从语言本身追求音乐性的美。但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。因为讲求了音乐性，提出了“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”（《南史·王筠传）引谢朓语）的审美观念，这就开始矫正了晋、宋以来文人诗的语言过于艰深沉重的弊病，而转向清新通畅。因为艰深的词语即使在声律上符合要求，但由于阅读上的阻隔，也不能达到流走畅利的实际目的。再则，由于新体诗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，不容许过去那种肆意铺排、一味卖弄才华学问的写法。作为一种流行的风气，即使并非新体诗，芜杂拖沓的毛病也渐渐少了，明净凝炼的作品开始多起来。这是一个意味深远的变化，对于梁、陈直到唐代诗歌的语言风格，造成了极为重要的影响。
　　所谓“艳体诗”，远源可以追溯到汉代历史悠久的描绘女性美的赋，近因则是模仿南朝民歌的结果。南朝民歌有两个基本的特点，一是语言华美，色彩秾艳，一是内容多写男女之情。这种情诗，有委婉含蓄的，也有相当直露的。如《子夜四时歌》中：“开窗取月光，灭烛解罗裳。含笑帷幌里，举体兰惠香。”就很是绮艳。由于南朝社会传统道德意识有所淡化，加以民间风情小调的熏染，从鲍照开始，诗中已经有了艳情成分，至齐代谢朓、沈约等人更甚。谢诗《赠王主簿》：“轻歌急绮带，含笑解罗襦。”沈诗《六忆》：“解罗不待劝，就枕更须牵。复恐旁人见，娇羞在烛前。”明显可以看出与民歌的关系。这种艳体诗就是梁代宫体诗的先导。
　　齐代文人众多，但大多在后代还有重要的文学活动。所以在本节中，只介绍卒于齐的谢朓与孔稚珪。
　　谢朓（４６４—４９９）字玄晖，陈郡阳夏（今河南太康附近）人。他与同族前辈谢灵运均擅长山水诗，所以后人有“大小谢”的并称。谢朓于永明初出仕，先在京城任职，经常出入竟陵王萧子良的藩邸，为“八友”之一，享有很高的文学声誉。后在荆州任随王萧子隆幕僚，深受赏爱。这一时期他的境遇较好。永明十一年，谢朓因遭受谗言被召回京师后，逐渐陷入困境。虽然，他的官职不断提高，从宣城太守做到尚书吏部郎，但由于他的家族和个人的声誉，从萧鸾（明帝）篡政，到始安王萧遥光谋废东昏侯自立，都曾拉拢他以为羽翼，使他深感危险。终于，还是因为他有意泄漏了萧遥光的阴谋，被诬陷下狱而死，年仅三十六岁。有《谢宣城集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