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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曲元代散曲始终与杂剧保持着同步的节律。和杂剧一样，它也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期。前期散曲创作的中心也是在北方，主要作家有关汉卿、王和卿、白朴、马致远、卢挚、张养浩等。散曲作为一种新鲜的诗体，由于前期作家的创作热情和创造才能，很快呈现出鲜明、独特的艺术魅力，呈现出富于时代特征的风貌神韵，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中与诗、词比肩而立的永久地位。
令人惊异的是，这些北方作家一旦冲破了习惯的思想和行为规范的束缚，即释放出奔跃的热情。在政治风云突变、科举仕途阻塞以及士人地位沦落的情况下，他们在弃绝传统观念方面有时表现得十分果敢。
前期散曲的一个特征是，随着传统信仰的失落，作家们对封建政治的价值普遍采取否定的态度。所谓“风云变古今，日月搬兴废”（卢挚《沉醉东风·退步》），“盖世功名总是空”（白朴《双调乔木查·对景》），朝代兴废是不断的闹剧，政治是一场虚空。而代表着为政治为君主献身精神的屈原，遭到一致的嘲弄，所谓“何须自苦风波际”（陈草庵《山坡羊·无题》），“屈原清死由他惩”（马致远《拨不断·无题》），儒家伦理信条遭到一次惨重的失败，作为其根基的“忠君”观念亦已发生动摇。虽然说，这里面并不是没有消极颓丧和无奈地自嘲的意味，但认为文士的人生价值不一定甚至无须和政治相联系，作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出现，这是一个历史的变化。而像张养浩写出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”（《山坡羊·潼关怀古》）时，对政治价值的否定则引向更积极的方面。
这与邓牧抨击“君道”的思想是一致的。
前期散曲的又一特征，是作家的生活态度与市井社会的观念形态关系密切，在这方面同样显示出唐宋以来不断强化的儒家伦理的脆弱断裂。不少作品以赞赏的态度描写男女私情，作家甚至乐于暴露个人的私生活镜头，这类题材似乎最能有效地探测社会风尚变迁的程度。由于作家生活环境的关系，在涉及女性的作品中，描写妓女的占了相当比重。在这些描写里，道德偏见被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深刻同情所取代，毋宁说是由于作家自身的伦理教条的淡薄与人情的归复，她们的情感要求和善良一面才得到更多的肯定。
在前期散曲中，所谓温柔敦厚或含蓄蕴藉的美学规范很少受到重视。许多作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豪爽作风极其率直地表述自身的感情，甚至竭力寻求最能刺激感官的意象和语汇来传达情绪，这也和市井的审美趣尚相接近。与此相适应，前期散曲的语言也大都是朴质自然的，与市井社会的生活语言关系密切。一些极不雅驯、甚至骂人的话也频频出现，诸如“骂你个短命薄情才料”（商衢《双调新水令·无题》），“则被一胞尿，爆的我没奈何”（杜仁杰《般涉调耍孩儿·庄家不识勾栏》），这是唯有散曲中才有的。当然，这种语言未必引起美感。但文学的发展需要传统的不断更新，豪放率直乃至粗俗的语言对于变得纤弱的文学肌体来说，有一种补充“元气”的作用。
当然，就具体作家而言，艺术风格还是多种多样的。有人偏于“本色”，曲中口语的成分较多；有人偏于婉丽，对语言的锤炼比较讲究，并较多地吸取诗词的意境。不过，这只是大致表示两种不同的趋向，而很难作截然区分。从总体上说，前期散曲则以“本色”为主。
关汉卿和王和卿留下的散曲作品数量不多，但是他们作为早期的作家，在运用活泼灵动、豪放风趣的语言为文人散曲建立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方面，起了重要的作用。关汉卿的散曲，同他的杂剧有些地方是相通的：豪爽而带老辣，富有热爱人生、热爱生活的激情，对世事具有一种智慧的洞察力，常表现出诙谐的个性。语言虽以质朴自然为主，但在写男女恋情之类时，也有一种尖新流丽的特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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